福布斯中文版公布了2008中国（非国有）30位“中国上市公司最贵老板”，平安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以6616万年薪蝉联“最贵老板”。对于公众的质疑，马明哲回应说，中国平安高管的薪酬都是聘请独立的薪酬公司制定出来的，并经薪酬委员会、股东大会、董事会批准，平安整个薪酬制度是合法合规的。“作为职业经理人要履行自己的职责，董事会根据我的表现给我薪酬。我不是完全为了收入从事这份工作，20年来我把平安带入500强，是我最大的荣耀。”

　　结果可想而知，南航的做法获得投资者的肯定。目前，国际油价持续走高，中国大陆的航油价格目前已达到每吨8720元，比2005年上涨了约四倍。而南航国内机队规模最大，用油量也最大，预计减抵燃油附加费的收入，南航今年运营成本也要多支出18.6亿元。加之今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内银根紧缩等效应导致旅游市场萎缩，动车组的运行又对短线航空客运构成强大竞争，中国民航市场出现了二十多年来少有的负增长。通过减薪等措施，既可以降低成本，也可以展示一个负责任的公司形象，获得公众的好感。

　　对比南航，马明哲的回应则遭到更激烈的质疑。道理非常简单：马明哲能够评论自己的薪水是否合理吗？他是否真的“物有所值”，应有广大股东和公众去评判。倘若不是国家政策赋予某些公司从事特定行业的资格和稀缺资源经营管理权，它要想做大做强是非常困难的。也因此，使得个人贡献的部分无法充分体现出来。说得再直接一点，在企业拥有从事特定行业的资格和稀缺资源经营管理权的情况下，即使不是马明哲，换上别人，结果差别可能并不大。

　　而且，中国平安海外投资浮亏加大。7月16日，富通集团股价报收于8.85欧元。根据这一收盘价和最新10.76的联系汇率计算，平安4.18％的初始投资共计亏损122亿元人民币左右，0.81％的后续投资共计亏损16亿元人民币左右，两项合计亏损138亿元左右。 中国平安7月4日已公告称不计提损失准备金，而是把浮亏计入资本公积，但资本公积被大幅冲减后，中国平安送股和转增股的几率将大为降低，进而影响投资者本来可能拥有的权益。

　　面对这样的结果，作为CEO该道歉还是自我评判高薪的合理性？在公众看来，当企业业绩滑坡时，高官该减薪才显得合理。降薪是对投资者负责的表现。思科系统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钱伯斯，在企业处于困境时，从2002年起到2003年，只领取1美元的工资，没有任何奖金，他甚至拒绝领取另外200万股的股票期权。这种自我降薪之举鼓舞了企业士气，而钱伯斯使思科公司的年收入从上任伊始的12亿美元增长到了2004财年的220亿美元。

　　按照马明哲的回应，中国平安高管的薪酬都是聘请独立的薪酬公司制定出来的，哪个被聘请的薪酬公司不投其所好，不往高处计？而且，一些上市公司违反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自行决定薪酬，导致天价薪酬不断出现，甚至企业越亏损高官薪水越上涨的现象也常常可见。这说明，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制定及监督、制约机制尚且存在疏漏，只要这些漏洞无法堵住，脱离业绩支撑的天价高薪就会层出不穷。

　　无论对于公众还是投资者而言，以业绩定薪水，在业绩下滑时减薪，在业绩增长时加薪才算得上是真正合理。南航高管减薪成为新闻本身就说明，减薪在我们这个市场是多么稀少！因此，我们亟须建立起一种制约机制。不妨把这作为下一步努力的方向，而中国平安CEO的“自夸”让国人感到了建立这种机制的紧迫感。

　　SUV的全称是Sport Utility Vehicle，即“运动型多用途车”，它耗油量极大，被称为 “油老虎”，在国际油价持续攀升、屡创新高的情况下，SUV遭到欧美消费者的抛弃，销量锐减，逐渐被“逼”出市场。据美国汽车数据公司统计，全美大、中型SUV5月销量分别骤降42％和38％。

　　由于遭到消费者抛弃，SUV积压，福特公司被迫宣布减少SUV产量，同时加大折扣促销力度，并准备逐步停产。而通用汽车公司更为悲观。6月3日，通用公司宣布将于2010年前关闭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境内的4家卡车及SUV工厂，把旗下轻型卡车年产量从420万辆减为370万辆，甚至有意出售其标志性品牌“悍马”。

　　高油耗的SUV在油价高企、人类日益重视环保的今天，逐渐步入绝境。但是，正当SUV的生产者陷于绝望的时候，中国的消费者却为他们送去了希望。SUV在中国市场的走俏，不仅使美国库存的SUV找到了销路，也挽救了相关汽车生产企业。目前，一场声势浩大的豪华SUV新车正在中国市场热销。

　　“油老虎”热销的危害是巨大的：

　　其一，它增加我国的成品油消耗，危害我国石油安全。我国是石油资源的净进口国，对外依存度很高。2004年，原油进口1.227亿吨，到2007年进口量已达1.968亿吨，而国际石油价格也已从2004年的每桶43美元上涨到接近140美元。石油消耗量的增大促使我国不得不加大进口，这已经成为国际炒家乘机哄抬油价的借口之一。由于我国对成品油采取财政补贴政策，石油消耗量的增大将耗费更多的财政收入，这会影响到公共支出。

　　其二，它严重污染环境。数据显示，汽车排放的对环境产生污染的二氧化碳量，是工业排放量的两倍还多。欧盟环境污染监测中心最近的调查研究证实，各类机动车辆排气污染已占城市大气部分污染物的70％以上，汽车尾气排放的污染物正在使蓝天变得越来越少。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6月12日指出，“50岁以上的广州人肺都是黑色的！”汽车污染的严重危害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而SUV在中国的大量热销，势必加剧我国的环境污染。

　　不仅如此，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方面大量向中国倾销高耗油的SUV，一方面又指责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力度不够。中国消费者对SUV的偏爱，使得我国在国际环境谈判与协调中处于被动地位。

　　其三，导致民族品牌汽车市场占有率被压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5月，自主品牌轿车共销售9.75万辆，占轿车销售总量的23.49%，呈现下降趋势，而外资品牌本月共销售31.77万辆，占轿车销售总量的76.51%，市场占有率进一步上升，在这一过程中，SUV在中国的热销“功不可没”。

　　我国应该采取严厉措施，限制SUV车的进口，同时，尽快实行燃油税，并进一步提高车船税、汽车消费税的方式，来抑制高耗油车的消费。现在，发达国家的汽车税，微型车与最豪华车相差8-20倍，中国的车船税额相差还不到一倍。我国汽车消费税对大排量车的征税依然偏低，尤其是对大于2.2升的小轿车和大于2.4升的越野车在税率上没有进一步划分，导致高耗油车备受推崇。对于这些制度性弊端，需尽快修正。

　　现在，所有献过爱心的人都在关注捐赠钱款与物资的使用情况，而网络作为一个新兴的监督工具，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在此期间，有两件事情不能不提：

　　第一件是管理费事件。不久前，三亚红十字会副会长王骊，对待募捐志愿者态度恶劣并提出收取5%捐款管理费的视频在网上被曝光。在举国上下帮助四川抗震救灾时，这个视频引发网民的普遍不满。但经三亚市纪检、审计等多个部门组成的工作组调查，该视频与此次救灾无关，而是今年3月志愿者为肾衰竭的小姑娘麦婷婷募集医疗费时的画面，当时事实上并未收取5%手续费，所募款项全部用于麦婷婷的救治。王骊事件的恶劣影响，因此才渐渐平息。

　　第二件是天价帐篷事件。地震发生几天后，有人在网上质疑，红十字会向灾区送去1000多顶价值1300多万元的帐篷，平均下来，每顶帐篷1万多元。这一说法被记者在新闻发布会提出，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江亦曼进行了澄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从库存的物资中和采取紧急采购的帐篷一共是18510顶，价值2175万元人民币，从未采购过1万元一顶的帐篷。

　　这两件事情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民众对捐赠钱款与物资使用的透明度，有着非常强烈的知情要求。二是捐赠钱款与物资使用情况的信息倘若不能及时发布，会给谣言的散播造成可乘之机。

　　应该认识到，这次救灾不仅仅是一次与自然灾害的抗衡，更是对民族团结互助精神的一次检验。民众在奉献爱心后，对善款、物资的透明使用有着强烈的知情要求，其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即最大限度地减少善款的损耗。在这一问题上，有一个逐渐走向透明与公开的过程，而舆论的监督正是强大的推动力。

　　有关中国红十字会的管理费问题，5月24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应急办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平是这样解答的：“项目支持费是在资金项目过程中为了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所发生的一些费用……在这次抗震救灾工作中，中国红十字会规定，项目支持费不会超过6.5%，以确保捐款的使用效率。”

　　在三亚红十字会因管理费问题引来公众的质疑后，中国红十字会进一步明确了在管理费方面的态度。5月30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中国红十字会负责人明确承诺，所有的捐赠款物必须专款专用，严禁以转入备灾基金的名义，扣留、挪用、截留或用做其他事项。各级红十字会不得在“5·12”地震灾害中提取管理费。今后遇到这样的灾难，对于公众捐款也同样不提管理费。

　　据国际惯例，红十字会的项目支持费不超过总捐款额的6.5%。而根据此前中国红十字会的规定，接受捐款的单位可将其中的3%——5%作为项目支持费用。在此情况下，中国红十字会不提取管理费的决定引来民众的赞赏。项目支持费用零提取，意味着救灾款物更以最小的损耗发放到灾民手中。中国红十字会作出如此承诺，不仅是对爱心的最大鼓励，也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与西方国家的慈善机构不同，我国的慈善机构是在政府支持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相关费用有财政支持，不计提费用为将捐赠钱款、物资的损耗降低到最小提供了保障。

　　近日，中纪委监察部又出台了《抗震救灾款物管理使用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救灾款物管理11条军规，中纪委强调，对违反《规定》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这种内部监督机制与法律、网络等监督机制构成多层次的监督机制，有利于促使捐赠的透明和低损耗、高效率的使用，有利于促使民众更积极地奉献爱心。

　　抗震救灾需要大量财力、物力。根据现有资料初步计算，地震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可达1300亿至1500亿人民币，相当于近10年来中国年均各类自然灾害损失总额的70%至75%。而根据经验，重建费用一般数倍于直接经济损失。而以救灾的性质来看，其主要依靠政府投入。据财政部报告，截至22日14时，各级政府共投入抗震救灾资金139.75亿元，而这还仅仅是在抢救生命的阶段，一旦步入家园建设阶段，公路、桥梁、住宅、学校、医院等的建设，将需要数千亿资金。

　　这次地震是突然性重大自然灾害，而我国财政预算在3月的两会上就已经制定并获得通过，很难再进行重大调整。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率先垂范，压缩开支，节省费用，腾出更多的资金用于灾区重建，不仅使亲民政府的形象跃然而出，也必将进一步增强灾民抗击震灾、重建家园的信心和勇气。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的这种节约意识，为各级地方政府树立了一个典范，倘若各级地方政府也纷纷压缩公用经费支出，那么，不仅可以为抗震救灾提供更多的资金，也将为重建政府的工作作风和全面提升工作效率提供一个难得的契机。

　　抗震救灾需要万众一心，齐心协力。政府主动压缩公用经费支出，将激发起全社会更强的信任感和更大的爱心。事实上，政府在这次地震灾害中的快速反应及生命为先的做法，充分激发起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人们争相捐款捐物，这种久违了的感人场景，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一个在苦难面前众志成城，手牵手，共同抗灾的中国。来自民政部的消息说，到21日12时，全国接收社会各界捐赠款物共160.09亿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捐款捐物突破百亿元，可谓史无前例。

　　“中央国家机关今年的公用经费支出一律比预算减少5％，用于抗震救灾”，显示出的一种精神，一种抗震救灾的坚定决心和信念。这种节约意识，也是民本意识的充分体现。中央主动压缩预算，是以实际行动宣告优良传统的回归。

　　同时，这种主动压缩自身经费开支的做法，也将进一步提升中国政府的形象，赢得国际社会更多的支持，使得我们的灾后重建工作更快地进行。在这次抗震救灾中，中国政府的表现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美国政府高官在公开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称赞中国政府“有能力，也非常透明、非常体察民情，在处理方式上也很专业”。5月19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案，呼吁布什总统对于中国政府提出的任何人道援助方面的要求作出回应，并申明：一旦需要，美国国会参议院随时准备支持拿出额外资源向受到地震冲击者提供帮助。

　　美国的这种态度可以说是破天荒的。在全球化的今天，抗击重大自然灾害也需要全世界人民的协助，这种协作精神将成为今后人类抗击重大自然灾害的常规性做法，而能否赢得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政府在救灾中的表现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央国家机关今年的公用经费支出一律比预算减少5％，用于抗震救灾”，无疑将赢得国际社会的更多支持。

　　汶川大地震，给神州大地带来了一场大灾难，但让中国更加团结，让人类更有爱心。中国政府带头节约的意识，也将引导更多的民众勤俭节约，为灾区人民作出更多的奉献和支持。这种团结与爱心，将重建一个更美好的家园。

　　在当前奶制品价格已大幅上涨，奶源供应仍然紧张的情况下，乳品企业“抱团”压价，利用自身强势地位扩大利润、转嫁风险，近乎一种挟持行为。这种所谓的“守信之约”，类似于常见的“价格联盟”，本身就可能涉嫌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14条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当然，从维权的角度来看，单个的奶农如果与强势的利益集团博弈，面临着非常大的成本和数不清的难题，这或许正是相关企业联手伤农，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底气所在。但是，这种做法本身是短视且危险的，在奶源供应本身就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企业本应与奶农一起分享奶制品涨价的利润，激发他们养奶牛的积极性和信心。但是，有关企业却采取了通过“守信之约”，进一步压缩奶农收益，以实现利润扩张的目的。当奶农在受伤之余纷纷卖掉奶牛，奶源供应紧缺，相关企业还能维持正常的生产吗？显然，一旦奶源中断，最终损害的还是企业的利益。

　　遗憾的是，我们不能通过教育的方式让企业觉醒，也不能依靠企业的自觉让出部分利润给奶农——事实证明，这只能是一种奢望。强者天然有掠夺弱者的冲动，直到弱者本身变得强大起来，这正是自然的法则。奶农为什么弱？弱在他们是分散的，单个的，不能形成合力，这凸显了行业协会的缺位。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行业协会是农民自我保护的强大后盾。在美国、欧洲各国和日本等国，农业生产和流通领域中都建有代表农民利益、为农民服务的农产品行业协会，其发展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对农业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以畜牧业为例，在德国，95％的畜牧养殖户是德国畜牧协会的会员，协会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强化价格话语权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假如“守信之约”的事情发生在德国会怎样？最可能的结果是，畜牧协会发起对相关企业的制裁行动，要求所有会员停止向其供应奶源，最终，迫使相关企业提高收购价格。事实上，没有任何企业胆敢作出诸如“守信之约”这样的挑衅奶农利益的行为。除此之外，协会还提供各种信息和技术指导，以帮助会员更好地提高生产效率。

　　在我国，由于广大农村地区行业协会缺位，使得相关企业联合损害农民利益几乎成为常态，甚至引发上访等群体性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鼓励农民通过组建行业协会，改变自己的弱势地位，强化在价格谈判中的话语权。同时，通过信息的共享机制，提高生产效率，获得更大的收益。这不仅有利于减少屡屡针对农民的侵权行为，也有利于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

　　作为证监会第一例处罚的基金“老鼠仓”事件，此处罚结果具有标杆参照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案件调查、审理过程中，此种行为被定性为“背信罪”，但因为相关法律中并无此明确条文，因此，对王黎敏、唐建的处罚将止于行政处罚，而暂不追究刑事责任。但证监会正在积极推动相关法律的完善，建议在刑法中增加“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背信罪”条款，以应对类似基金“老鼠仓”等行为。

　　对于证监会的建议，笔者深表赞同。

　　基金“老鼠仓”是一种“背信行为”，即相关基金经理利用其在基金公司所任职务的便利，利用非公开的基金投资信息，先于有关基金买入同一公司股票，为自己及其亲属牟取私利。这种背信行为比内幕交易更为严重和恶劣。因为，内幕交易是根据内幕信息买卖证券或者向他人提出买卖证券建议的行为，这种做法可以获利，但也有缺陷——它的卖出时机不容易把握——这是风险相对比较集中的一个环节。而“老鼠仓”则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不法者可以不用这种内幕信息，而通过利用投资者的资金拉升自己已经买入的股票，并顺利率先卖出自己持有的股票获利。

　　这种获利方式更安全，收益率更高，风险更小。如果说内幕交易利用的是信息，而“老鼠仓”利用的则是投资者的信任。必须认识到，随着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任何一个基金都设计数万、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的利益，牵涉面非常广。目前，国内基金资产已超过3万亿元，这是一个庞大的数据。也因此，“老鼠仓”案的负面影响更大，更容易引起投资者的愤怒。一旦“老鼠仓”伤及投资者的信心，就容易引发赎回潮，加剧市场的波动，并可能危害社会稳定。

　　鉴于“老鼠仓”的巨大危害性，美国等西方国家都把“老鼠仓”事件归属于刑事犯罪范畴，犯罪者不仅要被没收所得，被处以巨额罚款，还要承担刑事责任，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甚至被判处终身监禁。2006年初，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专门负责监控市场的一位律师，发现某个账户异常——总是盈利，通过调查，揭出了这起著名的“老鼠仓”案，相关责任人被判刑，罚款金额也高达1亿美元。正是这种高昂的违法成本，有效抑制了“老鼠仓”案的发生。美国为了收集“老鼠仓”的线索，规定举报“老鼠仓”可获非法获利10%的回报，其对老鼠仓的打击力度非常之大。

　　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和成熟，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通过严厉的惩处，加大违法者通过“老鼠仓”牟取私利的成本，确保基金的信誉不因个别“老鼠仓”案遭到公众的质疑。因此，应尽快修订相关法律，严厉追究通过“老鼠仓”牟取私利者的刑事责任，阻止“老鼠仓”案件的发生。

　　这种情况比较普遍。现在，许多新上市的与打新股有关的理财产品的收益都比1年期存款利率要低。这固然有投资环境发生变化的因素：一是申购新股的平均中签率在下降。去年1月至11月，申购新股的平均中签率为0.6864％。从去年11月至今，这一数据降至0.2582％。二是新股上市首日的平均涨幅在下降。问题是，银行当初一窝蜂地推出打新理财产品的时候，为何就没有预估到这种风险呢？由于盲目追风，一些银行已经在理财产品的竞争中迷失自我。

　　自理财产品推出以来，其赚钱效应被各家银行过分发掘，而银行自身全然不觉这种做法正在对它的信誉构成伤害。在整个2007年，收益率在6%以下的银行理财产品占比高达60%以上，而我国一年期贷款利率就已达7.47%，并且2007年是我国股市上涨幅度最大、投资者收益最丰厚的一年。而这还仅仅是一个方面，随着更多的问题暴露出来，银行理财产品的信任度正在快速下滑，这有可能影响到理财产品的发展。

　　近日社科院金融所发布的《2008银行理财产品评价报告》称，银行理财产品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信息不透明、收益率过低等问题非常突出。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总结。

　　事实也如此，以“打新股”的理财产品为例，投资者需要缴纳的费率非常高。只要收益率超过了预期收益，银行就将从投资者的溢价收益中收取20%-50%不等的业绩报酬，而对亏损则是免责的。再以理财产品的设计为例，一些理财产品要求所挂钩的股票都上涨，且上涨幅度完全一致时才能获取最大收益，而银行选取的几只股票往往是涨幅最可能有较大差距的。

　　更有甚者，有投资者向银行的理财师咨询相关知识的时候，竟然有理财师当着投资者的面去翻培训教材，这种临时抱佛脚的细节，暴露出理财产品快速扩张下的浮躁病症。任何一种产品都应该靠质量取胜，而不是靠投机取胜。在理财产品热下，一些银行对投资者的态度体现出来的恰是投机的一面。

　　在理财产品标准缺位的情况下，银行滥用了自己的设计主导权。比如，一些外资银行的产品设计越来越复杂，投资者根本难以看懂，唯一能懂的是投资收益低得可怜。中外银行在理财产品的畅销热中，一起扮演了杀鸡取卵的角色。理财产品是我国银行摆脱过分依靠存贷利息差生存和发展的一次良机，一旦银行扼杀了这次良机，银行下次走出利息差局限的机会又在哪里呢？

　　对理财产品的质疑不断见诸于报端和网络，倘若银行无视这些质疑，继续我行我素，有可能使刚刚兴起的理财产品热陷于困局。银行是到了检讨自身问题，正视信任危机的时候了。

　　目前，社保制度存在一个障碍，即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保不能有效对接。目前，我国养老保险等主要社会保险制度被分割在2000多个统筹单位，多为县市级统筹内运行，各统筹单位之间政策不统一，无法实现互联互通，养老保险关系无法转移接续，无法使全国社保形成一个整体。同时，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同，各地区分别制定仅适用于本地区的政策、标准、措施，导致全国各地社保项目的缴费费率不统一，各地技术软件、信息网络也互不兼容。

　　根据规定，累计缴费15年，退休后才能拿到养老金，但在目前人口快速流动的情况下，很少有打工者能在一个地方连续工作15年。比如中国流动人口最多的广东，2006年末，在广东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已达2600多万人，其中省外流入人口1600多万人，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总量的三成以上。深圳1987年起允许非户籍人员参加养老保险，15年后，能够享受养老待遇的仅有100多人。

　　中国职工的社会养老保险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单位缴纳的，称为社会统筹基金；另外则是从个人工资中扣除的，称为个人账户基金。根据规定，在社保转移时，劳动者只能得到个人缴纳的社保资金，同样属于他们账户的企业缴纳的资金，被留在了工作所在地。虽然国家规定任何地方都要无条件接纳个人养老保险，但许多地方本着趋利避害的本能，都不接受从其他城市转进来的无常住户口人员的社会保险手续，以避免将来承担更多的养老金支出。

　　由此，导致了一波又一波的退保潮。退保的打工者在临近春节最为集中，有的地区农民工退保率高达95％以上。东莞市2007年一年，有超过60万人次办理了退保手续，一天最多时退保现金流达30多万元。与对转入社保的冷漠相比，各地对退保者倒是非常欢迎，原因很简单，根据我国的社保制度，个人所缴保险费为“小头，单位缴纳的统筹部分才是“大头”，劳动者退保，单位所缴纳的统筹部分就被充入了地方社保基金。据报道，仅东莞市某镇社保分局，去年1—10月因退保沉淀进本地账户的社保资金，就在3200万元以上。

　　显然，社保的自由流动性问题已经变得非常迫切，而实行可在全国自由流通的社保一卡通制度无疑是最具可操作性的。目前，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社保一卡通的实行在技术上已经不存在任何障碍。而我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又为社保一卡通的实行提供了另一个便利。

　　不仅养老保险，养老、工伤、失业、医疗、女职工生育等保险都应该通过一卡通这一媒介实现统一，以解决各种社会保险费用省（市）间的异地缴纳不能实现，医疗费用、生育保险费用的省（市）际间的异地结算无法实现的问题，从而，使我国的社保不再受限于地域，不局限于一省一市，而与现在劳动力高度流动的特点相适应。同时，也方便管理。

　　如果设立全国社保一卡通制度，一个农民工无论在哪里打工，无论接下来又周转几个地方，无论他将来是返回老家生活还是在异地定居，凭着全国通用的社保一卡通，他照样可以享受到社保，这必然会促使农民工参与社保的积极性大为提高，这有利于全面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同时，由于养老、工伤、失业、医疗、女职工生育等保险实现了缴纳与申领、结算的“一卡通”，可以进一步促进人力资源的更科学、更合理的市场化配置。